小团圆读后感(3)

张爱玲早期写作十分重视读者，在尽情描写她所能够写的同时，也努力以文迎合读者的阅读心理。她说“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，单靠一两个知音，你看我的，我看你的，究竟不行”（《论写作》）。在写《倾城之恋》时，除了要表现苍凉的人生的情义，此外她要“人家要什么有什么，华美的罗曼司，对白，颜色，诗意，连‘意识’都给预备下了”。“要什么有什么”是一种深为读者阅读心理束缚的写作姿态，张爱玲十分清楚“中国观众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，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”（《〈太太万岁〉题记》）。所以她给了他们所要的“传奇”般的小说。

到了晚年，张一面因功成名就，一面因心境大变，逐渐由早年十分关注读者反应转向更多面对自身写作，即她所说的“还债”创作----1973年在接受台湾学者水晶采访时，张爱玲对自己当下的创作做了真切的剖白：“我现在写东西，完全是还债-----还我欠下自己的债，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，我这个人是非常STURBBORN的….”（《蝉---夜访张爱玲》）。1976年完稿的《小团圆》便是在“对自己还债”的心态下写就的，这种写作观折射到文本中，便有了女主人公盛九莉的两次“还债”。一是对母亲蕊秋的，一是对情人之雍的。钱数竟然一样，都是二两金子。这两次还债对九莉来说，无疑是两次极大的情感“震动”----事实上，“还债”一直潜伏在文本之中，联系着爱与不爱。而对作家张爱玲而言，《小团圆》的诞生又是她对自身过往生命的一次总的“还债”，在文本内，张爱玲与盛九莉纠缠不休，在文本外，张爱玲与昔日之“我”达到了暂时的“团圆”。